21世纪人才报 姚海鹰 上海 北京 报道

50年代：工资的零头能过一个月

（受访者）黄耀明：1955年大连海运学院本科毕业，国家交通部内河局长江船舶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黄耀明1955年从大连海运学院驾驶系专业本科毕业之时，正赶上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开始。当时，对中国普通百姓来说，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粮票”的出现。50年代初，我国粮食极度短缺。中央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于是，在中国后来被使用了约40年的“粮票”正式出现。1953年底，北京在全国率先实行面粉计划供应，印发的“面粉购买证”成为北京居民使用的最早粮票。之后，面票、布票等相继问世。

正在全国计划票证盛行的当口，黄耀明被分配到位于北京市城区的交通部内河局。这个来自广东的50年代的大学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在1955年10月7日这天上午，从机关财务室领取到了他平生的第一次工资，数目是人民币56元。那一年他22岁。

“我当时觉得好多，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多钱！”已年近7旬的黄耀明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唏嘘不已。
黄老告诉记者：“拿到钱后我根本就没有多想，第一件事就决定先寄给父母一半，这就解决了28快。”黄老的父母是广州市民，属于一般家庭，家里的负担还能承受，并不真正需要刚参加工作的儿子寄钱补贴，但黄耀明觉得这是他最应该做的首要事情：“我们当时学校一起分到交通部的还有3位同学，都是和我一样，拿到工资就赶往邮局给家里寄钱，有一个黑龙江姓马的同学第一个月就寄了40快钱给父母，他家里稍微困难点吧！”

工资剩下的一半28块钱还够开销吗？特别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面对记者的疑问，黄老笑着告诉记者：“信不信由你！第一个月我就只用了8快多钱，算起来也就差不多是我工资的一个零头。”

当时物价便宜是花费不高的重要原因。据黄老介绍，当时大米只有1角2分1斤，面粉1角5分，猪肉都是吃供应，不象现在买肉时总叮嘱摊主多割瘦肉，那时想方设法多要点肥肉，肉价只有5角左右。黄老一日三餐吃机关食堂，食堂里的菜更是便宜，素菜几分钱一份，荤菜最贵不过2角。油条、馒头、肉包子之类更是便宜，往往一角钱就能吃好一个早餐。

“就这样的物价消费水平！你说能用多少钱？”黄老非常感慨：“也不是我刻意要节省，主要是没有其他用钱的地方。”

虽然是交通部国家大机关，虽然第一个的工资就高达58元，但黄老和他的同事们却没有使用任何电器，既没有手表也没有收音机，这一切都需要资历需要票证才能买到。黄老的宿舍和办公室与其他人一样，唯一带电的设备就是电灯。到逢年过节，能在部里的组织下，偶尔看上一次电影，就算是对外最奢侈的开销了——电影票2角一张。

黄老的工资一直都是56元，10多年间他坚持每个月给父母寄半个月的工资，即便如此，黄老到结婚的时候还攒了一笔够排场的积蓄：“工资和消费水平是长时间不变，到结婚成家的时候，我不缺钱。”

60年代：养家糊口、买粮票

（受访者）冯勋伟：1965年华东纺织工学院（现更名上海东华大学）本科毕业，现为博士导师。

冯勋伟1965年从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的时候，所面临的处境又与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大相径庭，这决定了他对第一个月工资的处理方式。

冯老向记者回忆，从60年代初，个人口粮定量就开始全面压缩，各地饮食业实行凭票用餐，食油、禽、蛋、肉等严格限量供应，还增发了饼干票、儿童食品补助票等。有过来人这样描述当时的票证使用之广泛：“票据种类繁多，面额毫厘计较，只要你能想到的商品，就会出现相应的票据。有地方还发放过煤球票、冰棍票。油票最小的面额甚至是“0.25钱”──大约也就是“一滴”油……。”
所以，当时决定留校当教师的冯勋伟，非常满意自己的教师工作，最关键的是，教师可能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到各类票证补助。那时候是按级发工资，冯老参加工后的第一个月工资是58快5角：“好象是21级，反正就是这么多。”其他与冯老同时参加工作没有家庭负担的同学拿到这么多工资就会发愁：“这么多钱可怎么用啊？”当时的物资真是太匮乏了，你在大街上转悠一天也买不到什么好东西，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买！
“我的工资可要养活一大家人！”冯老告诉记者：“从我拿第一个月工资就开始了，我家庭的胆子比较重。”这位60年代中期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从领第一个月工资开始，就承担起了家庭责任和义务。冯老说的他自己的这一大家人至少有5个左右，基本都没有什么工作，主要靠他的工资来源。

因为物价便宜，也没有额外的花费，“主要就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讲究什么生活质量的那种生存需要。”因此，冯老第一个月的工资在支出所有必须开销以后，还略有节余。因年事久远很多事情记得并不那么清楚了，冯老回忆说：“大概还有个10快钱左右的节余吧。”养活了一家人后，还有10快钱的节余真是不简单，应该是牙缝里挤出来的吧！

1965年，正是令中国所有40、50年代出生的人都不堪回首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0、1961）”刚过去的第3年，当时，所有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储粮情结，冯老也不例外。所以，冯老就用这第一个月工资中节省下来的10元钱开始节约和积存粮票。“这是当时人们生活中一桩毫不可放松的事情。”

普遍的做法是：每月两斤的议价杂粮券绝不会放弃平时能用杂粮券的尽量用杂粮券，以便省下粮票，想法设法把省级粮票换成全国粮票，把零碎粮票换成大额粮票，把旧票换成新票。

冯老说：“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养活一大家人后，还换了几十斤上海市的粮票。”

70年代：工农兵大学生的感慨

（受访者）许为国：工农兵大学生，1976年华中师范学院毕业，湖北省计委某处室处长。

许为国1976年分到省纪委时已经29岁，当时已婚7年，小孩快满5岁。他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2快，标准的行政23级，但这份看似普通的工资对于许为国来说可谓意义重大，它意味着——真正宣告许为国完成了“鲤鱼跳农门”的飞跃。对此，许为国有着自己发自内心的感慨！

即便到现在，这位已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处长每年只要一见到新分来的大学生，就会真心实意地说：“你们才是真正的大学生啊！我嘛。半真半假，只能算是个‘时代造英雄’”。尽管许为国当年也是通过派遣令，名正言顺地分配到湖北省直机关单位的大学生，但他仍然幸福而固执地认为自己能读大学实在是有点“投机取巧”。

许为国是标准的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1972年全国工农兵大学第一次招生，他就被推荐上了。当时的他是湖北黄岗地区（现黄岗市）浠水县马垅镇快活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因为根红苗正，公社就层层推荐他到武汉华中师范学院上大学，学的是中文，他当时的水平也就一个初中毕业。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他符合革命又红又专的条件。许为国告诉记者：“当时全国山河一片红，只有靠当兵，顶替和靠政治挂帅才能读工农兵大学，1973年甚至还出现了白卷英雄张铁生。”他告诉记者，一个叫张铁生的农民在工农兵大学的考场上，一开考就交了白卷，可居然还上了北京大学，据说还是毛主席点头同意的。”

52快钱的工资看似不多，可带给许为国的实惠简直是太多了。因此，他一下子成了真正的国家干部可以不再种田下地了；他现在可以把老婆孩子从农村里接到大武汉来了；他能够让父母跟着他这个有出息的儿子来大城市享清福了。

“即便是70年代，生活水平物价水平也都和60年代差不多，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工资的功能就是养家糊口，非常经用。” 许为国感慨万千地告诉记者：“唯一不同的是，70年代工农兵出身的这一批大学生对这份工资看的很重，也很珍惜，上大学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真是时代给予的意外收获，离开穷山恶水的农村，能吃上国家饭拿到一份稳定的工资真是感到喜从天降啊！”

记者评述：动荡的年代 静止的生活

50、60、70，这三个年代，是中国建国以后非常特殊的三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等诸多深远影响国际国内的大事，风云变幻！但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和提高，这种状况几乎也持续了整整30年时间。

20世纪50年代初，出于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也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与此同时，国家实行了第二次全国工资改革，此后不仅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资由国家直接管理，而且集体经济的工资也由国家控制。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需要，国家实行了计划经济，由此也带来了人民群众生活所需计划供给和消费水平的低下。

所以，即便是备受尊崇的大学生群体也难以例外。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分配到各企事业单位的10来万大学生的工资基本都是相差无几，一般第一个月都在行政21级到23级之间，十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明显的变动。那时侯，中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月工资平均也仅为３０元至４０元之间，这充分说明：当时中国的大学生属于当时真正的高收入阶层。

这三个年代的消费水平和物价水平所遵循的共同特点是：物资匮乏，老百姓用工资满足的只能是基本的生活所需，长年累月吃的是计划供应，以粮票为主的票证供应制度主导和反映了那三个时代的主流消费水平。

直到80年代，国民经济形势好转，国家粮食储备逐年增加，鱼肉禽蛋副食供应渐渐充足。1980年国家实行粮食运营“双轨制”，省市地方粮票逐步取消直到90年代中期全面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宣告物资匮乏的时代结束。随着十一界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得到确立， 90年代初期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确立，通过20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学生的工资水平才得以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物资的极大丰富而提高。80、90直到世纪之交的2000年，其增长速度之快变化之多样性，令人咋舌。

80年代：打破30年的沉寂

（受访者）邹运东：1983年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现供职阳朔教育局。

邹运东在了解记者的采访意图后，竟然直截了当地向记者建议：“你把我就当70年代的大学生来采访好了，我当时的工资应该和他们差不多，虽然跨了一个年代，但是80年代初的整个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据记者了解，正如邹运东所说，在80年代初期基本上还是沿袭着70年代的物资供应水平和消费水平，虽然粮票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真正淡出还是在90年代初期，属于10年以后的事情。而且，全国的工资也没有任何调整。

邹运东当时分配到县一中教书，第一月工资发了54快多。他记不清为何是54快多，反正认为特别的多。他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消费水平，居然与60、70年代相差无几：“米一毛多钱一斤，肉要凭票买，也不贵。那时也是吃食堂，馒头2分钱一个，几分钱一份素菜，一毛多钱一份荤菜。第一个月我就攒了40来快钱。”
他总的感觉是第一个月手头就显得特别的宽裕：“钱绝对是够用，还有钱攒，到结婚时轻轻松松就攒了500元钱，好象什么都不缺。”

（受访者）黎秋菊：1988年湖北师范学院政治系毕业，现供职武汉市汉阳区交通局，病退在家。

据湖北省信访局退休干部易思泉向记者回忆，国家是从1981年开始研究涨工资政策的，真正全面开始上调工资是在1984年之后。也就是说，到80年代中后期，水涨船高，大学生的工资才相应地提高了，幅度还比较可观。

1988年大学毕业的黎秋菊，正是中国建国以来30年间第一次涨工资的直接受益者。

第一个月黎秋菊就领到了84元的工资，虽然照样也是吃食堂，但物价的涨副特别小，基本没有给黎秋菊留下什么印象：“对那时的物价我真的没有什么概念，应该是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

黎秋菊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用第一月工资剩下来的钱，还买了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花了50多快钱，用了8年还是好好的！”

90年代：天壤之别

记者特选取90年代中期处于不同行业和地域的两个大学生为访问对象，他们的不同工资状况，应该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消费变化特点！

（受访者）方伶俐：中南政法学院96级经济法专业毕业，现为湖北某报业集团办公室文员，工作地：武汉市。

方伶俐1996年刚到报社的第一个月工资为376快，这是杂七杂八加起来的总和。她向记者介绍的时候显然觉得是少的可怜，多少想维护一下自己小小的虚荣心。所以，她特别向记者强调了工资外的福利待遇：“我说的这个工资是报社帮我解决了住宿问题以后的工资，而且，报社动不动就会发各种东西，福利还是可以的呀！”

以记者对这个报社的了解，方伶俐所说的“解决住宿”，实际上就是单位为刚分来的学生提供简陋的住房，一般是两人一个单间，好点的两室一厅就住四个甚至6个单身。所谓福利，基本是广告客户用来抵押广告版面的日用物品，冬天有饮料，夏天有电风扇等。

方伶俐第一个月就配了一个摩陀罗拉的129寻呼机，花了700多元。她向记者坦言：“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我吃饭，还基本上只能在食堂吃，我出外吃餐馆都是男朋友买单。” 方伶俐来自湖北襄樊县城关，父亲是一家当地银行的负责人，她买寻呼机的钱完全来自父亲的特别赞助。

（受访者）胡坤：1997年复旦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毕业，曾供职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工作地：深圳市。

和方伶俐相比，1997大学毕业的胡坤家庭条件可没有她优越，但出生于陕西宝鸡市石油机械厂一个工人家庭的胡坤所学的专业和分配的单位，特别是地点，却要优于方伶俐。这也导致了胡坤第一个月的工资远远高于方伶俐的376快。

胡坤的第一个月工资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来说，实在是有点高了。

“97年我第一个月的正式月薪是4000多，是指税后的！工资单上有很多名堂！一大堆，比如，理发费、洗澡费、书本费！”

第一个月的工资刚拿到手,胡坤就先拿出300多请朋友同事吃饭！也就是说胡坤的一顿请客饭钱就相当于方伶俐在武汉第一个月的工资。

然后胡坤就开始还帐：“我到深圳前，找朋友借了2000元！”然后就开始租单独的房子，房租一个月500元……。“好象还添了几件简单的衣服，反正一下子4000块的工资就用完了。” 胡坤感到花的真叫快！

据胡坤向记者介绍，在深圳的头三个月，所拿的工资好象处理完一些事情后，只能勉强够买盒饭！谈起深圳的消费水平，胡坤具体不知道该如何向记者描述：“就说出租车吧，好象起步价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好象是16块左右！”

2000世纪之交：市场决定工资的时代来临

（受访者）黄远锋（化名）：2003年湖北大学法律系毕业，当前状况：上海东漂族。

谁都无法相信，这个来自武汉的大学本科生所能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竟然是为广州一家媒体驻上海的办事处跑发行，冠冕堂皇的称谓是发行主管，实际干的工作就是每周负责到火车站提广州托运来的3000份杂志，然后负责分送到全上海市500多家分散在十几个区的报摊亭。一月四次，风雨无阻，“每一次都是把人累的趴倒。”

2003年10月中旬，黄远锋拿到了平生第一次打到自己招行一卡通上的第一个月工资：1100元。

“在上海这个城市，你每天出门身上带50块钱在转一天，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是乘公交和吃盒饭两样开销，就可以全部花完。”为了尽量压减开销，黄远锋大部分时间就呆在金山区的出租房里：“还有房租，还有最简单的开销……，我还比不过安徽来这里的民工。”

心情郁闷、情绪低落的他不愿再讲下去了。他向记者表示，元旦后就准备辞掉这份工作，临近春节了他很想家，但过完年后他具体再干什么他很茫然。他很后悔自己所学的专业：“四年学的东西太杂，好象都没有用，没有单位要，只有等以后考个律师资格证再说，现在打工只能是为了生存！”

（受访者）陈建刚：2002年上海同济大学室内装潢专业毕业，当前状况：自己开公司。

在家庭装饰大赛上屡次获奖的陈建刚，在2002年6月份还未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上海徐汇一家著名的装饰设计公司就和他签定了聘用合同，期限为3年，第一年的月工资为1万二，以后逐按40%的比例递增，违约金是3万。

陈建刚第一个月拿到12000工资的时候稍稍有点满足感，到第二个月再拿到这个数目时他就有了点自己的想法，等到做满第六个月时他就向公司老板递交了辞职报告，而且，还主动交了30000元的违约金，没有任何争执发生。

到第七个月，他以前的老板就发现在同一栋民防大厦的写字楼里，新开了一家很小的名叫“辉建”的装饰设计公司，他的创办者正是刚刚离职的陈建刚。虽然这个公司的注册资金只有10万人民币，但陈建刚以前的老板却毫无保留地预言：“这个小伙子最多3年就可以使他的公司资产达到150万，因为他能设计60万平方米建筑小区的所有效果图，并且只需要2周的时间。”

12月27日，记者见到陈建刚的时候他正在电脑上绘图，公司里的另外两个设计师也正忙的不亦乐乎，一个打杂的非技术业务员正在紧张地联系晒图打印。陈建刚显得非常春风得意的样子，他优雅地做了一个请坐的姿势，他告诉记者：“这是个属于自己当老板的年代，12000的工资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嘲笑，我是个优秀的设计师，我要抓住上海当前的装潢市场好时机，我的价值我知道。”

记者点评：相时而动

从80年代至今，一晃就到了，20几年间的中国却是激情飞扬，变化翻天覆地。从8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中国进入90年代后，到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突出体现，日常所需各类物资极其丰富，人民生活水平飞速提高，中国社会开始步入真正的物资文明时代。中国大学生的包分配制度，从1996年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被逐渐打破，中国高校开始进入——大力推行毕业生双向选择进入市场自主择业的时代。大学生的工资由此生变，悬殊急剧拉开，特别是在广东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市之间，最为明显。

到2000世纪之交至今，短短5年间，因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影响；因为90年代末开始的扩招影响；因为高校专业与市场需求的对接影响；因为中国整个就业环境的恶化……，专业限制、地域差别和市场选择等等原因，使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已进入由市场主导调控的时期。市场决定就业，包分配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大学生的工资也相应地被被市场左右，各种层次、高低的工资同期出现、并存。中国大学生的工资真正进入了由市场说了算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似乎是永不可逆转的。

我们乐观地发现，从上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的现在，中国大学生的工资已渐行渐远，我们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