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 二月17 2004
早餐 （周公送餐）
周公的手艺还不错，反正一早上没觉得饿。
午餐 （30分钟开饭）
西红柿豆芽汤－－冻成了冰的豆芽，吃着怪怪的。
农家小炒肉（韶山冲出品）－－明明是青椒炒肉嘛。不过还不错，肉片很薄，肉汁鲜嫩。
炒土豆片－－还好，因为有小炒肉，记不得它的味道了。
－－本餐大厨：韩磊
晚餐 （嘿嘿，又去腐败去了。）
广外西门外“湘绣人家”
例汤一份：萝卜骨头汤，还不错，清甜。
湘西血鸭：和以前吃的湘菜鸡鸭有点不一样。也没有想象中难接受。味道挺好。主要是量大，等菜的20分钟近半个小时，硬是没吃完。
紫苏煎黄瓜：韩磊居然吃熟黄瓜了。肥肥厚厚，像吃荤菜，口感很奇妙。－－一片没剩。
清炒莴笋丝：主要是莴笋够嫩，碧绿碧绿地。“两个”荤菜后，吃些莴笋丝，终于觉得功德圆满了。
－－佐餐：珠江啤酒一支。
周二 二月17 2004
牛肉汤，不，牛腩汤做的扯面，上面飘着青青的蒜叶，乍闻之下，飘着浓浓的牛肉香，入口就知道错了，牛肉汤是清的，牛腩汤是混的。牛腩汤可以做汤米粉，可以配广东的银丝面，但是配现做的扯面就不行了。汤味因面变得浑浊，牛腩卤汁因面而有失浓郁。也辜负了扯面的好韧劲呀。
可是，这些都是错的。扯面，油泼扯面，不应该是牛肉汤上飘着蒜叶，不应该在端上来才问我们吃不吃辣。
结果，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周二 二月17 2004
桂林，这个曾经以山水之名甲天下的地方，已经沦落为米粉的代名词。六年前，我在清华大学食堂第一次吃到桂林米粉，当时实在没有感觉到它的美味。对于云南人而言，米粉者，米线之无奈替代品是也。只要云南人没绝种，桂林米粉就只好一直屈居过桥米线之后，做个上不得桌面的小媳妇。
然而米粉惟其小，反而更易红杏出墙，惹得满中国的游人都醉了。君不见，走遍全国各地，均不难在街头巷尾见到“正宗桂林米粉”的招牌。可惜的是真正“正宗”的，实在不多。确乎我们不能要求用长沙水煮出与用漓江水煮的味道一样的米粉，不过挂桂林米粉之羊头、卖潮州粉之狗肉，这样的店家，也是不少的。
周二 二月17 2004
“人的股骨头就像个圆球，当它发生缺血性坏死后，圆球就不圆了，再也不能转动自如。股骨头坏掉40%后，圆球就不能用了，它会产生塌陷，这一塌就坏了。”北京宣武医院骨科主任沈惠良说。
10月31日上午，北京鼓楼中医院病房。三位女医护人员刚做过药物离子导入，此刻正平躺在床上，床脚则倚着她们的医用双拐。
平躺，是她们一天中大部分时间被严格要求的姿势，她们都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患者。
躺在病床上的三位女性都是北京抗非典过程中的一线医护人员，她们曾先后感染SARS。6月，她们康复出院，仅仅两个月后，她们又回到病床。从SARS病房走出的那天起，护士李英(化名)就一直感觉髋骨和大腿骨发凉，夏天穿牛仔裤、睡觉盖大被子还是觉得冷，走路稍远就下肢酸痛。8月下旬，李英和她的同事护士小刘、王医生一起接受了核磁共振成像检查，在三人身上，都发现了股骨头坏死症状。
两个多月来，平躺、药浴、服药、接受离子导入，每天乘专车到朝阳医院，在高压氧舱中呆上一个小时，是她们生活的主要内容。记者采访时，小刘正坐在床上织毛衣，毛衣是为孩子织的，却也是生活中仅有的消遣，而这样的生活似乎还只是开始。记者问她们觉得自己何时会病愈，三人脸上都露出了苦笑。
“1/3到1/2”的由来
“有的医院是15%，有的医院近一半。有一家医院则达80%。”
李英、小刘、王医生并不是发现最早的SARS后骨坏死患者。“从5月份开始，我们就已诊治SARS后骨坏死患者，都是我们自己医院的医生。”东直门医院骨科中心徐林教授回忆，“一些感染非典的医护人员，在康复后一两个月内就出现了骨坏死症状。”
徐林是“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患者骨坏死”课题组组长、首席专家，课题组的成员来自北京七八家医院。课题组的工作分为两方面：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其中包括流行病学调查。
课题组是10月14日成立的，当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召开了一个论证会。论证会的背景是，此前北京各大医院组织曾染SARS医护人员普遍做核磁共振成像检验，而结果不容乐观。
“北京各大医院基本都查了，粗略摸底，感染SARS的医护人员患股骨头坏死的比率在1/3到1/2，但各个医院有高有低。”徐林提供的这一数据随即见诸媒体。
鼓楼中医院院长李翔、该院股骨头坏死专科主任杨康、积水潭医院放射科主任屈辉也都认同这个比率。
屈辉说，他为本院18名非典康复职工做过核磁共振检查，发现了3例骨坏死，但“由于骨坏死发病周期很长，5年内都有可能”，从长期来看，他认为股骨头坏死发病率会达到一半以上。
宣武医院骨科主任沈惠良则认为这个比例应稍低些，“北京染SARS医护人员目前的股骨头坏死患病率在20%-40%，这是北京市二级以上医院绝大多数非典康复医护人员体检的结果。”
姜素椿，302医院著名传染病学专家、中国接受SARS患者血清试验第一人，他介绍：“有的医院是15%，有的医院近一半。有一家医院至少达80%。”北京各大医院到底有多少SARS康复医护人员患上了骨坏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邓小虹表示，卫生部门目前尚未掌握准确数据。而记者通过各医院医生零星了解到的情况，显然并不完整：
东直门医院骨科中心徐林和郑大兵医生介绍，该院11名感染SARS的医护人员中，2名死亡，现患股骨头坏死的有7人，都在该院老年病房接受治疗；鼓楼医院4名SARS康复医护人员中，3人患骨坏死；
积水潭医院18名SARS康复医护人员中，目前有3人患骨坏死；
302医院共有20名SARS康复医护人员，姜素椿教授介绍，“他们分两批做了核磁共振检查，第一批4人中有两人阳性，第二批15人有13人阴性，另有两人结果没出来。”姜教授说：“第二批的成像效果不好，我看那片子比较模糊。有人已经出现了下肢疼痛症状，却没有照出来。”
宣武医院宣教中心主任储晓明和骨科沈惠良则证实，该院惟一感染SARS的医护人员，已查出股骨头坏死，并伴有膝、肩关节坏死；
沈惠良还介绍，他在会诊中看到过一例佑安医院SARS康复医护人员患骨坏死，“该院患骨坏死的大多到宣武医院来看”；
北大附属人民医院是非典灾情比较严重的医院，共有93名医护人员感染SARS。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人民医院有40名医护人员患股骨头坏死。记者就此向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求证时，未能得到明确回答；此外，10月28日，记者在鼓楼中医院骨科门诊看到5名前来治疗SARS后骨坏死的女性医护人员，采访陪同人员得知，她们全部来自厂桥医院，其中有人已有明显的关节疼痛症状。
激素致骨坏死有定论
“激素使用造成血管收缩、缺氧，用量过大引起脂肪堵塞血管通道，造成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究竟什么是骨坏死？屈辉拿出几张患者的诊断照片，向记者解说股骨头坏死的发展过程：坏死旧骨逐渐萎缩和排出，新骨生长补充坏死面；但由于新骨的生长是不规律的，无法取代旧骨；如此，关节产生塌陷，无力支撑起人体重量。
股骨头坏死发病部位主要为髋关节，医生们介绍，如不治疗或置换关节，将导致残疾、畸型和残废。“除髋关节坏死外，有的患者还伴有全身关节坏死”。
早期股骨头坏死的患者，个体差异很大。徐林教授称，在不负重的情况下，15%的患者可以自行好转。屈辉则表示，骨杆坏死相对好一些，以后还可以走路，关节坏死则不行。
记者在鼓楼中医院骨科门诊看到了大量股骨头坏死病人。他们有的髋关节非常疼痛，难以行走，有的已经残疾，一瘸一拐。还有一些病人只能在家卧床，他们托人从河南、辽宁等地前来抓药。
患股骨头坏死的抗非典医护人员，眼下有人尚能行走，如记者在鼓楼医院见到的厂桥医院来看病的人员；也有护士李英、小刘这样关节疼痛，需拄拐行走的；“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后骨坏死”课题组成员、东直门医院骨科中心马玉泉医生介绍，该院一位在老年病房接受治疗的SARS后骨坏死医护人员，已是“坐着轮椅来看病了”。
徐林称，即使在非典发生以前，使用皮质激素造成股骨头坏死在医学上也有定论。积水潭医院屈辉主任和徐林意见相同：“非典和股骨头坏死没有直接关系，是使用激素导致骨坏死。”
前文所述的护士李英，非典期间在鼓楼中医院发热门诊工作。据李本人回忆，4月26日，在转走一名非典确诊病人后，她开始发烧，后被确诊染上SARS，入住北京第六医院治疗。
进入第六医院的头两天，李英接受了每日240毫克的糖皮质激素静脉滴注。两天后，她被选为“冲击疗法”的试验者，每日注射皮质激素达到2000毫克。两天下来，李英心跳急剧上升，心律失常，随即停止“冲击”。此后一周激素用量维持在每日240毫克，并逐周递减80毫克，直到改为口服片剂。
护士小刘和王医生同在4月20日出现发烧症状，入住北京第六医院，5月5日转入小汤山医院。
两人第一周接受的皮质激素注射都是每天320毫克，一周后减为240毫克，以后逐渐递减，直到第16天停止。此后王医生又吃了42天的激素片剂。两人分别于6月15日和16日出院，小刘不久就感到髋、膝、踝、肩关节疼痛，“疼得厉害”。
皮质激素导致股骨头坏死的病理，姜素椿教授是这样解释的：“激素使用造成血管收缩、缺氧，用量过大引起脂肪堵塞血管通道，造成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躺在病床上的王医生说，她接受治疗时就知道使用激素会导致股骨头坏死，以及其他多种副作用。
屈辉回忆，4月间，他就给北京多家报纸投寄了一篇名为《激素治疗非典后防骨坏死》的论文。
6月，该论文在《中国全科医学》杂志发表。
10月29日，记者见到了论文的原稿。屈辉在论文中提出，“希望使用皮质激素治疗痊愈出院的非典患者随时注意骨坏死的情况发生，尤其是髋关节的情况，以便早期发现股骨头无菌坏死。”
早在5月间，屈辉就开始给本院SARS患者做核磁检查：“偷偷摸摸查，一查就发现了(股骨头坏死)”。
此后不久，鼓楼医院院长李翔、301医院呼吸科主任刘又宁等也开始类似工作。屈辉表示，正是非典康复医护人员患骨坏死的情况不断被发现，才促使各大医院普遍组织曾染SARS医护人员做核磁共振成像检验，10月14日举行的“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患者骨坏死的临床研究”论证会上，检验结果被正式摆上桌面。
徐林谈到，糖皮质激素以往也广泛用于疾病治疗，但像非典期间这样“超大剂量使用、持续时间长、人群广，这种集团性的使用尚是第一次”。“非典再来还靠激素”
“那是为了救命。毕竟用了激素，烧就退了，感染就止住了。”
非典期间，卫生部推荐治疗SARS方案的提出者是钟南山院士。10月10日，卫生部下发了卫医发(2003)286号文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诊疗方案》，该方案仍主张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SARS。
10月26日，钟南山院士在“中日合作SARS防治国际研讨会”上公开表示：“如果SARS重来，还得使用激素治疗。”
对这种说法，姜素椿、徐林、沈惠良等均表赞同，对当时用大剂量激素治疗SARS，他们也表示了充分肯定。徐林说：“那是为了救命。毕竟用了激素，烧就退了，感染就止住了。”
姜素椿教授也说：“SARS如果再来，现在也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我还是赞成用激素。”不过姜强调，“要酌情、适量。对一些老年患者，用量一定要保守。我染SARS以后，要给我上大剂量，我坚持要保守，只用了80毫克(每天)。”
10月30日，钟南山院士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广州的激素使用量是短期内(即一至两周的时间)，每天使用100至300毫克，而香港则是500至1000毫克。”
11月6日，香港《大公报》报道，香港医院管理局用电话联络1200名SARS康复者，在418名接受核磁共振扫描检查的病人中，发现49人有骨坏死现象，其中28人的骨坏死是在髋关节，需要进行减压手术。关于北京各家医院皮质激素的使用量，宣武医院骨科沈惠良的说法是，“各家医院方案不同，用量不一。”东直门医院骨科中心马玉泉则说：“北京的医院(退烧、消除肺部感染初期)一天100多毫克算低的，有200、300，还有超过400的。有的地方用错了的话，1克也有可能。”
姜素椿教授回忆，三四月间，卫生部推荐方案中建议的日用量是320毫克。姜素椿说，5月份开始强调“酌情、适量”，这和加拿大的做法以及加拿大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有关系。这篇论文主张要控制激素使用量，“加拿大激素使用量是很低的，每日在40毫克左右。”
另外，北京一些老专家在4月份对大量使用激素治疗也提出了不同意见。“有关SARS病毒、激素和骨坏死之间的关系，钟南山认为目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究竟是SARS病毒本身还是治疗用激素导致骨坏死，情况还不清楚。”
钟谈到，“有一些人只使用了少量的皮质激素，但也出现了骨坏死。另外，在核磁共振图像中，一些骨坏死患者呈现出散在病灶症状，而这是不容易由皮质激素引起的。”
北京宣武医院沈惠良也提供了相应依据，SARS患者中有人未使用激素治疗，但也出现了股骨头缺血性坏死表现。沈还提到，此次SARS康复者患骨坏死，除了股骨头病变外，股骨窠也发现骨信号改变，这是过去没有出现过的。
沈惠良据此提出了几种猜想：SARS康复者之所以患上骨坏死，可能和使用激素有关系，可能是SARS病毒本身造成的，也有可能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另外，钟南山认为，“股骨头坏死”的标准，也还需要推究。“是否在核磁共振检查下呈现出轻微的异常，就能称做骨坏死？”
对于北京非典康复医护人员患骨坏死比例达1/3-1/2的说法，钟南山表示了怀疑，“这也需要斟酌”。
钟南山的意见得到北京市卫生局宣传处处长张建枢的支持，张说：“骨坏死的检验，过去是拍X光片，现在是核磁共振成像，标准不一样，而现在核磁共振检验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
骨坏死尚无统一疗法
一疗程(3个月)的药费是1000多元；如住院综合治疗，一个疗程的花费近万元。
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但一部分非典康复者罹患骨坏死已成事实“股骨头坏死目前并没有统一、规范的治疗模式。”沈惠良说。
鼓楼中医院的李英、小刘和王医生目前接受的治疗方法是：马氏骨片、药浴，以及局部导入中药疗法，该院李翔院长称之为“纯中医疗法”。该院骨科杨康主任称，这种方法的有效率达96%，治愈率为48%。他解释“有效”意为：不再疼痛；活动不受限，但瘸得明显，可能伴有新骨增生的变形；“治愈”的标准则是变形不明显，一般活动不受影响。
不过，积水潭医院放射科主任屈辉的看法是：“骨坏死只能清除不能修复。治疗能减轻症状，但死骨不可能复活。”
而徐林教授负责的课题组正在探索“中西医结合疗法”，它要求患者绝对卧床，不能负重；口服中药，改善血循环和死骨修复；同时进行床上功能训练。对一些中期以后病人，采用血管植入或药物介入治疗。晚期病人则人工植入关节。
高压氧舱是新近由国外引进可用以治疗股骨头坏死的一种设备，在北京眼下只有一些大医院有。鼓楼医院杨康主任介绍，它的原理是改善骨组织供血，促进新骨生长，但目前仍是试验治疗。
“高压氧舱和中药治疗这些办法，都还没有让人普遍信服的疗效。”宣武医院骨科沈惠良打了一个比方：如果一种方法确实很有效，那么自然会为大家普遍接受，然而现在并没有这样的方法。
至于人工植入关节，屈辉说，寿命也只有10来年，对于年轻人是不合适的。股骨头坏死的治疗费用，用郑大兵医生的话说：“相当惊人。”
郑介绍，在他们骨科中心住院的患者，一个疗程(3个月)的医疗费是4000多元，包括每次1000多元的核磁共振检查费用。杨康介绍，病人一疗程(3个月)的药费是1000多元；如住院综合治疗，一个疗程的花费近万元。更主要的是治疗周期长。徐林教授说，即使是骨坏死早期，中西医结合治疗周期也至少在1年以上。杨康称，早期患者的平均治疗期长达两年。“时间一长，费用自然上去了。”
如果中药治疗效果不好，被迫做血管植入、介入治疗直至人工关节置换手术，费用更庞大。郑大兵医生介绍，人工关节置换的手术费为4万—5万元。
还有多少未知患者
目前北京市尚未对此进行过流行病学调查，只有患者自发来就诊，非常分散，数据尚无统计。
10月27日，记者在积水潭医院遇到一位曾患SARS的女孩。她说，她从朋友那里听说了非典患者有得股骨头坏死的消息，虽然自己没感到什么症状，但还是放心不下，所以来检查。
31日，这位女孩欣喜地打来电话，说检查结果出来了：没事。
但并非所有人都像这女孩一样幸运。到积水潭医院检查的，还有一位中央财经大学的SARS康复者，他曾经病情严重并传染过多人，如今检查发现，他除了患有股骨头坏死，还伴有膝、踝、肩等关节坏死症状。记者颇费周折地电话联系上这位患者，但他表示不愿多说。
普通SARS患者患股骨头坏死的比率究竟有多少？
“这正是我们刚刚开始做的工作。”徐林教授说，目前北京市尚未对此进行过流行病学调查，只有患者自发来就诊，非常分散，数据尚无统计。且由于信息不灵和检查费用等原因，来就诊的普通SARS康复者只是很少一部分。
10月30日，中国最后两名SARS康复者之一、北方交大的一位学生问记者：“我知道骨坏死这回事，但还没去检查过。是真的吗？”这位前SARS患者曾打了两个多月激素。眼下，他自称走路稍久就会脚趾骨疼痛，手触大腿骨有疼感。
日前，北方交大曾患SARS的几位同学，看到有关骨坏死的消息后，向院系提出了申请，希望学校组织检查。“院里答复上报学校研究，我们已经等了一周了。”
中央财经大学29号楼，非典期间中全楼19人感染，死亡数人。10月29日和30日，记者走访该楼曾出现SARS感染的4个家庭，得知中财职工大都已体检或由学校组织准备体检，但不能享受公费医疗的职工家属，则尚无体检安排。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8月16日北京地坛医院最后两名非典患者出院，北京累计确诊非典病例2521人，累计死亡193人。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确诊病例5327人，治愈出院4959人。
11月2日，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邓小虹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眼下应该先组织专家对非典康复者作全面健康评估，组织大样本调查，拿出科学结论，确定SARS后续治疗，并作为今后决策参考。
至于非典康复后患骨坏死病人的治疗费用问题，邓认为现在还不好说，要在调查完成的基础上，如证实确实和SARS病毒或治疗有关，才能试着向财政部门争取资金支持。（记者袁凌）（来源：新京报）
周二 二月17 2004
21世纪人才报 姚海鹰 上海 北京 报道
50年代：工资的零头能过一个月
（受访者）黄耀明：1955年大连海运学院本科毕业，国家交通部内河局长江船舶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黄耀明1955年从大连海运学院驾驶系专业本科毕业之时，正赶上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开始。当时，对中国普通百姓来说，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粮票”的出现。50年代初，我国粮食极度短缺。中央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于是，在中国后来被使用了约40年的“粮票”正式出现。1953年底，北京在全国率先实行面粉计划供应，印发的“面粉购买证”成为北京居民使用的最早粮票。之后，面票、布票等相继问世。
正在全国计划票证盛行的当口，黄耀明被分配到位于北京市城区的交通部内河局。这个来自广东的50年代的大学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在1955年10月7日这天上午，从机关财务室领取到了他平生的第一次工资，数目是人民币56元。那一年他22岁。
“我当时觉得好多，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多钱！”已年近7旬的黄耀明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唏嘘不已。
黄老告诉记者：“拿到钱后我根本就没有多想，第一件事就决定先寄给父母一半，这就解决了28快。”黄老的父母是广州市民，属于一般家庭，家里的负担还能承受，并不真正需要刚参加工作的儿子寄钱补贴，但黄耀明觉得这是他最应该做的首要事情：“我们当时学校一起分到交通部的还有3位同学，都是和我一样，拿到工资就赶往邮局给家里寄钱，有一个黑龙江姓马的同学第一个月就寄了40快钱给父母，他家里稍微困难点吧！”
工资剩下的一半28块钱还够开销吗？特别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面对记者的疑问，黄老笑着告诉记者：“信不信由你！第一个月我就只用了8快多钱，算起来也就差不多是我工资的一个零头。”
当时物价便宜是花费不高的重要原因。据黄老介绍，当时大米只有1角2分1斤，面粉1角5分，猪肉都是吃供应，不象现在买肉时总叮嘱摊主多割瘦肉，那时想方设法多要点肥肉，肉价只有5角左右。黄老一日三餐吃机关食堂，食堂里的菜更是便宜，素菜几分钱一份，荤菜最贵不过2角。油条、馒头、肉包子之类更是便宜，往往一角钱就能吃好一个早餐。
“就这样的物价消费水平！你说能用多少钱？”黄老非常感慨：“也不是我刻意要节省，主要是没有其他用钱的地方。”
虽然是交通部国家大机关，虽然第一个的工资就高达58元，但黄老和他的同事们却没有使用任何电器，既没有手表也没有收音机，这一切都需要资历需要票证才能买到。黄老的宿舍和办公室与其他人一样，唯一带电的设备就是电灯。到逢年过节，能在部里的组织下，偶尔看上一次电影，就算是对外最奢侈的开销了——电影票2角一张。
黄老的工资一直都是56元，10多年间他坚持每个月给父母寄半个月的工资，即便如此，黄老到结婚的时候还攒了一笔够排场的积蓄：“工资和消费水平是长时间不变，到结婚成家的时候，我不缺钱。”
60年代：养家糊口、买粮票
（受访者）冯勋伟：1965年华东纺织工学院（现更名上海东华大学）本科毕业，现为博士导师。
冯勋伟1965年从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的时候，所面临的处境又与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大相径庭，这决定了他对第一个月工资的处理方式。
冯老向记者回忆，从60年代初，个人口粮定量就开始全面压缩，各地饮食业实行凭票用餐，食油、禽、蛋、肉等严格限量供应，还增发了饼干票、儿童食品补助票等。有过来人这样描述当时的票证使用之广泛：“票据种类繁多，面额毫厘计较，只要你能想到的商品，就会出现相应的票据。有地方还发放过煤球票、冰棍票。油票最小的面额甚至是“0.25钱”──大约也就是“一滴”油……。”
所以，当时决定留校当教师的冯勋伟，非常满意自己的教师工作，最关键的是，教师可能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到各类票证补助。那时候是按级发工资，冯老参加工后的第一个月工资是58快5角：“好象是21级，反正就是这么多。”其他与冯老同时参加工作没有家庭负担的同学拿到这么多工资就会发愁：“这么多钱可怎么用啊？”当时的物资真是太匮乏了，你在大街上转悠一天也买不到什么好东西，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买！
“我的工资可要养活一大家人！”冯老告诉记者：“从我拿第一个月工资就开始了，我家庭的胆子比较重。”这位60年代中期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从领第一个月工资开始，就承担起了家庭责任和义务。冯老说的他自己的这一大家人至少有5个左右，基本都没有什么工作，主要靠他的工资来源。
因为物价便宜，也没有额外的花费，“主要就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讲究什么生活质量的那种生存需要。”因此，冯老第一个月的工资在支出所有必须开销以后，还略有节余。因年事久远很多事情记得并不那么清楚了，冯老回忆说：“大概还有个10快钱左右的节余吧。”养活了一家人后，还有10快钱的节余真是不简单，应该是牙缝里挤出来的吧！
1965年，正是令中国所有40、50年代出生的人都不堪回首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0、1961）”刚过去的第3年，当时，所有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储粮情结，冯老也不例外。所以，冯老就用这第一个月工资中节省下来的10元钱开始节约和积存粮票。“这是当时人们生活中一桩毫不可放松的事情。”
普遍的做法是：每月两斤的议价杂粮券绝不会放弃平时能用杂粮券的尽量用杂粮券，以便省下粮票，想法设法把省级粮票换成全国粮票，把零碎粮票换成大额粮票，把旧票换成新票。
冯老说：“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养活一大家人后，还换了几十斤上海市的粮票。”
70年代：工农兵大学生的感慨
（受访者）许为国：工农兵大学生，1976年华中师范学院毕业，湖北省计委某处室处长。
许为国1976年分到省纪委时已经29岁，当时已婚7年，小孩快满5岁。他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2快，标准的行政23级，但这份看似普通的工资对于许为国来说可谓意义重大，它意味着——真正宣告许为国完成了“鲤鱼跳农门”的飞跃。对此，许为国有着自己发自内心的感慨！
即便到现在，这位已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处长每年只要一见到新分来的大学生，就会真心实意地说：“你们才是真正的大学生啊！我嘛。半真半假，只能算是个‘时代造英雄’”。尽管许为国当年也是通过派遣令，名正言顺地分配到湖北省直机关单位的大学生，但他仍然幸福而固执地认为自己能读大学实在是有点“投机取巧”。
许为国是标准的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1972年全国工农兵大学第一次招生，他就被推荐上了。当时的他是湖北黄岗地区（现黄岗市）浠水县马垅镇快活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因为根红苗正，公社就层层推荐他到武汉华中师范学院上大学，学的是中文，他当时的水平也就一个初中毕业。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他符合革命又红又专的条件。许为国告诉记者：“当时全国山河一片红，只有靠当兵，顶替和靠政治挂帅才能读工农兵大学，1973年甚至还出现了白卷英雄张铁生。”他告诉记者，一个叫张铁生的农民在工农兵大学的考场上，一开考就交了白卷，可居然还上了北京大学，据说还是毛主席点头同意的。”
52快钱的工资看似不多，可带给许为国的实惠简直是太多了。因此，他一下子成了真正的国家干部可以不再种田下地了；他现在可以把老婆孩子从农村里接到大武汉来了；他能够让父母跟着他这个有出息的儿子来大城市享清福了。
“即便是70年代，生活水平物价水平也都和60年代差不多，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工资的功能就是养家糊口，非常经用。” 许为国感慨万千地告诉记者：“唯一不同的是，70年代工农兵出身的这一批大学生对这份工资看的很重，也很珍惜，上大学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真是时代给予的意外收获，离开穷山恶水的农村，能吃上国家饭拿到一份稳定的工资真是感到喜从天降啊！”
记者评述：动荡的年代 静止的生活
50、60、70，这三个年代，是中国建国以后非常特殊的三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等诸多深远影响国际国内的大事，风云变幻！但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和提高，这种状况几乎也持续了整整30年时间。
20世纪50年代初，出于社会主义改造需要，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也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与此同时，国家实行了第二次全国工资改革，此后不仅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资由国家直接管理，而且集体经济的工资也由国家控制。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需要，国家实行了计划经济，由此也带来了人民群众生活所需计划供给和消费水平的低下。
所以，即便是备受尊崇的大学生群体也难以例外。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分配到各企事业单位的10来万大学生的工资基本都是相差无几，一般第一个月都在行政21级到23级之间，十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明显的变动。那时侯，中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月工资平均也仅为３０元至４０元之间，这充分说明：当时中国的大学生属于当时真正的高收入阶层。
这三个年代的消费水平和物价水平所遵循的共同特点是：物资匮乏，老百姓用工资满足的只能是基本的生活所需，长年累月吃的是计划供应，以粮票为主的票证供应制度主导和反映了那三个时代的主流消费水平。
直到80年代，国民经济形势好转，国家粮食储备逐年增加，鱼肉禽蛋副食供应渐渐充足。1980年国家实行粮食运营“双轨制”，省市地方粮票逐步取消直到90年代中期全面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宣告物资匮乏的时代结束。随着十一界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得到确立， 90年代初期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确立，通过20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学生的工资水平才得以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物资的极大丰富而提高。80、90直到世纪之交的2000年，其增长速度之快变化之多样性，令人咋舌。
80年代：打破30年的沉寂
（受访者）邹运东：1983年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现供职阳朔教育局。
邹运东在了解记者的采访意图后，竟然直截了当地向记者建议：“你把我就当70年代的大学生来采访好了，我当时的工资应该和他们差不多，虽然跨了一个年代，但是80年代初的整个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据记者了解，正如邹运东所说，在80年代初期基本上还是沿袭着70年代的物资供应水平和消费水平，虽然粮票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真正淡出还是在90年代初期，属于10年以后的事情。而且，全国的工资也没有任何调整。
邹运东当时分配到县一中教书，第一月工资发了54快多。他记不清为何是54快多，反正认为特别的多。他向记者描述当时的消费水平，居然与60、70年代相差无几：“米一毛多钱一斤，肉要凭票买，也不贵。那时也是吃食堂，馒头2分钱一个，几分钱一份素菜，一毛多钱一份荤菜。第一个月我就攒了40来快钱。”
他总的感觉是第一个月手头就显得特别的宽裕：“钱绝对是够用，还有钱攒，到结婚时轻轻松松就攒了500元钱，好象什么都不缺。”
（受访者）黎秋菊：1988年湖北师范学院政治系毕业，现供职武汉市汉阳区交通局，病退在家。
据湖北省信访局退休干部易思泉向记者回忆，国家是从1981年开始研究涨工资政策的，真正全面开始上调工资是在1984年之后。也就是说，到80年代中后期，水涨船高，大学生的工资才相应地提高了，幅度还比较可观。
1988年大学毕业的黎秋菊，正是中国建国以来30年间第一次涨工资的直接受益者。
第一个月黎秋菊就领到了84元的工资，虽然照样也是吃食堂，但物价的涨副特别小，基本没有给黎秋菊留下什么印象：“对那时的物价我真的没有什么概念，应该是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
黎秋菊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用第一月工资剩下来的钱，还买了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花了50多快钱，用了8年还是好好的！”
90年代：天壤之别
记者特选取90年代中期处于不同行业和地域的两个大学生为访问对象，他们的不同工资状况，应该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消费变化特点！
（受访者）方伶俐：中南政法学院96级经济法专业毕业，现为湖北某报业集团办公室文员，工作地：武汉市。
方伶俐1996年刚到报社的第一个月工资为376快，这是杂七杂八加起来的总和。她向记者介绍的时候显然觉得是少的可怜，多少想维护一下自己小小的虚荣心。所以，她特别向记者强调了工资外的福利待遇：“我说的这个工资是报社帮我解决了住宿问题以后的工资，而且，报社动不动就会发各种东西，福利还是可以的呀！”
以记者对这个报社的了解，方伶俐所说的“解决住宿”，实际上就是单位为刚分来的学生提供简陋的住房，一般是两人一个单间，好点的两室一厅就住四个甚至6个单身。所谓福利，基本是广告客户用来抵押广告版面的日用物品，冬天有饮料，夏天有电风扇等。
方伶俐第一个月就配了一个摩陀罗拉的129寻呼机，花了700多元。她向记者坦言：“第一个月的工资只够我吃饭，还基本上只能在食堂吃，我出外吃餐馆都是男朋友买单。” 方伶俐来自湖北襄樊县城关，父亲是一家当地银行的负责人，她买寻呼机的钱完全来自父亲的特别赞助。
（受访者）胡坤：1997年复旦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毕业，曾供职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工作地：深圳市。
和方伶俐相比，1997大学毕业的胡坤家庭条件可没有她优越，但出生于陕西宝鸡市石油机械厂一个工人家庭的胡坤所学的专业和分配的单位，特别是地点，却要优于方伶俐。这也导致了胡坤第一个月的工资远远高于方伶俐的376快。
胡坤的第一个月工资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来说，实在是有点高了。
“97年我第一个月的正式月薪是4000多，是指税后的！工资单上有很多名堂！一大堆，比如，理发费、洗澡费、书本费！”
第一个月的工资刚拿到手,胡坤就先拿出300多请朋友同事吃饭！也就是说胡坤的一顿请客饭钱就相当于方伶俐在武汉第一个月的工资。
然后胡坤就开始还帐：“我到深圳前，找朋友借了2000元！”然后就开始租单独的房子，房租一个月500元……。“好象还添了几件简单的衣服，反正一下子4000块的工资就用完了。” 胡坤感到花的真叫快！
据胡坤向记者介绍，在深圳的头三个月，所拿的工资好象处理完一些事情后，只能勉强够买盒饭！谈起深圳的消费水平，胡坤具体不知道该如何向记者描述：“就说出租车吧，好象起步价当时是全国最高的，好象是16块左右！”
2000世纪之交：市场决定工资的时代来临
（受访者）黄远锋（化名）：2003年湖北大学法律系毕业，当前状况：上海东漂族。
谁都无法相信，这个来自武汉的大学本科生所能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竟然是为广州一家媒体驻上海的办事处跑发行，冠冕堂皇的称谓是发行主管，实际干的工作就是每周负责到火车站提广州托运来的3000份杂志，然后负责分送到全上海市500多家分散在十几个区的报摊亭。一月四次，风雨无阻，“每一次都是把人累的趴倒。”
2003年10月中旬，黄远锋拿到了平生第一次打到自己招行一卡通上的第一个月工资：1100元。
“在上海这个城市，你每天出门身上带50块钱在转一天，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是乘公交和吃盒饭两样开销，就可以全部花完。”为了尽量压减开销，黄远锋大部分时间就呆在金山区的出租房里：“还有房租，还有最简单的开销……，我还比不过安徽来这里的民工。”
心情郁闷、情绪低落的他不愿再讲下去了。他向记者表示，元旦后就准备辞掉这份工作，临近春节了他很想家，但过完年后他具体再干什么他很茫然。他很后悔自己所学的专业：“四年学的东西太杂，好象都没有用，没有单位要，只有等以后考个律师资格证再说，现在打工只能是为了生存！”
（受访者）陈建刚：2002年上海同济大学室内装潢专业毕业，当前状况：自己开公司。
在家庭装饰大赛上屡次获奖的陈建刚，在2002年6月份还未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上海徐汇一家著名的装饰设计公司就和他签定了聘用合同，期限为3年，第一年的月工资为1万二，以后逐按40%的比例递增，违约金是3万。
陈建刚第一个月拿到12000工资的时候稍稍有点满足感，到第二个月再拿到这个数目时他就有了点自己的想法，等到做满第六个月时他就向公司老板递交了辞职报告，而且，还主动交了30000元的违约金，没有任何争执发生。
到第七个月，他以前的老板就发现在同一栋民防大厦的写字楼里，新开了一家很小的名叫“辉建”的装饰设计公司，他的创办者正是刚刚离职的陈建刚。虽然这个公司的注册资金只有10万人民币，但陈建刚以前的老板却毫无保留地预言：“这个小伙子最多3年就可以使他的公司资产达到150万，因为他能设计60万平方米建筑小区的所有效果图，并且只需要2周的时间。”
12月27日，记者见到陈建刚的时候他正在电脑上绘图，公司里的另外两个设计师也正忙的不亦乐乎，一个打杂的非技术业务员正在紧张地联系晒图打印。陈建刚显得非常春风得意的样子，他优雅地做了一个请坐的姿势，他告诉记者：“这是个属于自己当老板的年代，12000的工资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嘲笑，我是个优秀的设计师，我要抓住上海当前的装潢市场好时机，我的价值我知道。”
记者点评：相时而动
从80年代至今，一晃就到了，20几年间的中国却是激情飞扬，变化翻天覆地。从8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中国进入90年代后，到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突出体现，日常所需各类物资极其丰富，人民生活水平飞速提高，中国社会开始步入真正的物资文明时代。中国大学生的包分配制度，从1996年开始特别是1998年之后被逐渐打破，中国高校开始进入——大力推行毕业生双向选择进入市场自主择业的时代。大学生的工资由此生变，悬殊急剧拉开，特别是在广东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市之间，最为明显。
到2000世纪之交至今，短短5年间，因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刻变革影响；因为90年代末开始的扩招影响；因为高校专业与市场需求的对接影响；因为中国整个就业环境的恶化……，专业限制、地域差别和市场选择等等原因，使中国大学生的就业已进入由市场主导调控的时期。市场决定就业，包分配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大学生的工资也相应地被被市场左右，各种层次、高低的工资同期出现、并存。中国大学生的工资真正进入了由市场说了算的时代，而且，这个时代似乎是永不可逆转的。
我们乐观地发现，从上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的现在，中国大学生的工资已渐行渐远，我们回不去了！
周二 二月17 2004
火锅不适合两个人吃，倒不是因为价钱。实在是有负那锅热闹的汤。我以为4人吃最好。多则乱，少则寡。
先说说种类吧：
广东的七彩生锅；本地鸡锅；狗肉火锅；
菌类之云南版（菌为主）和广东版（或鸡或鸭或鱼为主）；
羊肉之涮羊肉；清炖羊排汤版（代表：广州新疆大厦）；小肥羊版（重汤底）；
家常之火腿汤底版；排骨汤底版；鸡汤底版；
鱼肉之谭鱼头版（重小料）；艄翁鱼版（此家白汤为乌鸡汤，却腥气）；
最后不要忘了麻辣烫也是一种火锅。
我觉得火锅最诱人的在于其杂烩热闹，最忌讳的也在其杂烩串味。比如菌类火锅配以鸡汤鸡肉自然无妨，可是如将鱼头鱼身与之同煮，则两败俱伤。鱼头火锅硬要配涮些肥牛肥羊什么的，也是舍本逐末了。另一种错误是总以为白萝卜羊肉汤最相适宜，却不知萝卜好吃了，汤却失却了羊肉的浓香。实在白萝卜是坏汤的。但请忍一忍，胡萝卜代之。凡有想喝萝卜羊肉汤的，尽可专门烹制。
说起坏汤，还有一件，那就是人见人爱的冻豆腐。可是，它却又要久煮，因此，需在一番风卷残云之后，细品慢饮汤底之时，一面神聊，一面看它翻滚。
广东鸡锅总是很大方的上一只整鸡（砍好的），人们也总是很大方的一股脑倒进锅里。也有省的，像烫肉片一样，夹一块烫一块。却不知鸡锅最常用也最好用的麻鸡肉质疏松，汤滚即起则肉汁鲜香，稍待片刻，哪怕只是吃第二块的时候，已经粗得难以下咽了。另一种吃法，看似精明，其实不然。鸡块不同肉片，不是遇热就熟。于是多了等待的烦恼，不知觉地筷子就离开了鸡块，或者手就离开了漏勺。而一块鸡又不会像一盘鸡一样，可以让一锅沸滚的汤平静下来。于是，什么时候可以张口就变得不好掌握了。这样，由于一个火候问题，非专业人士用这种烫法吃到好鸡肉的机率倒比第一种小了。
至于鱼肉火锅，谭鱼头除鱼头还有其专属小料之外，一切都是装点。艄翁鱼最让人尊敬的是则是他们对待鱼的态度：鱼唇；鱼云；鱼漂；鱼脑；鱼腹；鱼翼；鱼舵；鱼皮；鱼脸；鱼颚。不禁扼腕，怎么能吃成这样？！
要说对火锅的爱恨情仇，唯有一件，一个火锅只能吃一顿！“只－吃－一－顿”！！！不然，面对蒸腾的汤雾，阵阵的汤香，怎么恨得起来？
周二 二月17 2004
地点：艄翁鱼
艄翁骨两件：这个菜赏心悦目。一个叶子形状的小碟子，其上端坐猪筒骨一个，碟上汁水涟涟，真仿佛一叶扁舟；筒骨坐处，筋肉相连，逶迤盘中；骨干切口处，插一只吸管，为吸骨髓用。远望去，当真如一蓑衣渔翁，垂钓江中。至于味道，骨髓自然鲜美，骨头制法近似酱骨架，却更鲜美多汁。更伴有些许软骨脆口，真是个不错的开场白。
泡菜：居然用大白菜梆子做的，还有很重的蒜味。某人比较赞赏。我由于蒜的缘故，失去了评判标准。
火锅：上的时候很热闹，周围一圈红汤，中间是白汤。点了鸭肠、鸭血、鱼脑、海白菜、金针菇。觉得一般。有些失望。
总结：火锅不好的原因大约是红汤放的不是牛油。因此，纵然红油封汤，也不过是一锅清汤、素汤而已。另外一个致命的是：卖的是鱼，可是小料比之谭鱼头，差得太远。
－－此重庆店号称全国连锁，郑州、重庆、青岛等地均有分店。不知是怎样的情形。
－－总归一偿了吃重庆火锅的愿望，也就算功德圆满了。
周二 二月17 2004
感觉自己不是自己，或者根本就没有感觉。人要么是醒着，要么是睡着。曾经以为自己醒的，往往是在做梦。管他，有梦也是好的，谁知道到底有没有醒这回事。
在凌晨五点一个激灵——为了自己渐趋浑噩的生命，也为了拼命不陷于浑噩却因此而更加浑噩的努力。人是逐渐瘦下来了，也易怒、焦躁。世界就这样，你说它永远在变化，其实一切都是不变的。就像花，有枯萎的时候，然而之前却是灿烂的。在枯萎以前，花尽直灿烂地绽放；这灿烂就是不变的，这枯萎也是不变的。有人把花种在温室里面，让它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开放；这些以为让“不变”最终变化了的人，哪里知道他们不过是在欺骗没有眼睛的花而已。在冬日的市场上，人们惊奇地指着叫着：反季节花！其实花儿何曾反了季节？在它小小的心灵里面，满心以为这就是春天了。所以，实在不是花没开对季节，真正反季节的，应该是温室，不，应该是人才对。
这样想着，天渐渐有些亮了。
周二 二月17 2004
在日本，气象总是直接或间接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
不下雨的时候就要节约用水，而一旦连续降水，又会让人担心秋天的收成。在商务活动上，还在筹划着伞具的大卖，凉爽的夏天却会增加电风扇的库存。另一方面，全国人民还在为南太平洋上的大型台风的逼近或喜或忧。冬天有冬天的烦恼，日本海沿岸列车由于大雨停滞不前，可太平洋沿岸却正呼啸着干涩的北风。就更不用说梅雨季节，那铺天盖地的湿气，让人觉得连心情也变得湿漉漉、粘乎乎的。总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这样常常被天气所左右。既深受其害，也广被恩泽。
于是，有关天气的一切，就时常成为我们每天的话题。从日常问候到书信开头，仿佛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天气开始的。
我在美国的那段时间，几乎一直住在美洲大陆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城市西雅图。那里，一年中有一半的时间都笼罩在绵绵细雨之中，而另一半时间，即从3月到9月的整个半年，则都是万里青空、微风拂面的大好天气。也就是说，气候变化不大。在加利福尼亚过的那个夏天，最终也没下一场雨，让我专门带去的雨伞成了无用的累赘。“大夏天带伞去加州”原本就是说那些不了解天气的人。在波士顿的时候，曾有人吓唬我说那里的夏天很热。可是，体会过东京之夏的人一定会觉得，波士顿再热也比不上东京的酷暑。
就这样，因为美国是大陆国家，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各地天气状况有着很大的差别。也有美国人最害怕的龙卷风、洪水、干旱和热带风暴等等自然灾害。可是，到底是国土辽阔，这一切从整个美国范围看来，又显得那样渺小，让人觉得仿佛不过是某地发生的个别事件而已。大多数都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发生的，和此时此刻我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关系。
与美国相比，日本只是个国土狭长的岛国。并且，被夹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板块中间，气象变化非常复杂。就好像全日本都被每一天的天气玩弄于股掌之上似的。
还有，美国学生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那样执着于天气的话题，甚至认为天气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以至于就算那些总是以此为题的人被怀疑头脑有问题也都无可厚非。
的确，在美国人的聚会上，大家都不断抛出新的话题，以吸引别人。只有这样，才会被认为是有能耐的人，并因此就会留下关于你的各项评价。在那样的场合，即使是第一次见面，如果用天气这样无关痛痒的话题作为开场白，对方也会马上感到无味、厌烦，最终逃离开去的吧。这样一来，试图给别人留下好印象的计划就完全失败了。
连青年学生也知道这种事情的厉害。因此，当他们来到日本，看到这里瞬息万变的天气，分明的四季变迁以及鲜明的四季风情，即使不仅止于体会，而会在某些时候作为一个特别的话题提出来，也不至于在日常问候中那样自然地谈论天气。即使以此为话题，也不过是借着谈天气之名努力避免冷场的尴尬罢了。相反地，也有人只是为了抓住每一个练习日语的机会，无论天气或者其它话题都当作会话练习了。可是，这个人在说英语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我们日本人的日常寒暄语当中，以下这段邻里之间的对话，常常有学生感到费解。
A：天气真好啊！
B：您出门吗？
A：是啊，出去一下。
B：您好走。
就是这样的问答。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只要会说一点日语，一定会听到日本人这样招呼自己的。
一听到这些美国人说出“去哪里是我的自由”这样的话，我心里就会想“哎呀，又来了。”
“日本人啊，看到你穿戴整齐，就会认为你要出门，是吧。那是因为看起来不同寻常。这个时候，他一般不会说‘你的衣服真好看呀’‘你今天真漂亮啊’之类的话。日本人待人接物是很慎重的，那样搭话甚至会由于思考的角度，让人觉得失礼。可是，又想做些什么，以图向对方表达‘今天的你有些不一样哦’的心意。其实并不是真的在问你要去哪里。即使是日本人也很清楚那样是很失礼的。因此，被打招呼的人也会想：‘谢谢你认同我。可是我去哪里是我的私事，和你没有关系。我也知道你应该不是真的想知道这个。不过，不回答的话，就辜负了你的好意了’，因此，最安全的回答方法就是‘我出去一下’。这样一来，对方就会对出门人说‘好走’，这可是真心诚意的。明白了吗？日本人的心理变化。”
唉，虽然是拙劣的解释，学生们倒也恍然，在那以后，再也不对日本人那样的问候说三道四地乱加评论了。
